文/金志宇免费配资
1933年夏季，蒋介石调集大军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然而硝烟未散，国民党又调集100万大军发起第五次“围剿”。在这场生死存亡的较量中，担负无线电侦察的军委二局虽能全面截收破译敌军核心密电，却难抵“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在持续一年多的浴血奋战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踏上漫漫长征路……
风云骤起
1933年1月，正当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劣而决定迁往中央苏区。随着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苏区首都瑞金，王明“左”倾路线也开始掌控苏区。5月12日，临时中央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并规定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实际上，博古等人把持了军委大权，在瑞金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负责无线电侦察的军委二局也随之调整：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的前方二局由曾希圣任局长；随中革军委行动的后方二局由钱壮飞领导。
临时中央提出分离作战的方针，抛弃以往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正确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将红军主力部队分为福建方向的东方军和江西方向的中央军。在反“围剿”准备上，他们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的口号，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集结待命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也在积极筹划进行第五次“围剿”。当年5月，蒋介石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在南昌另行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他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吸取以往“围剿”失败教训，采取所谓“战略攻势、战术守势”，要求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妄图依靠“堡垒政策”在一年内占领中央苏区。又在庐山连续举办3期军官训练团，对参加第五次“围剿”的嫡系部队排长以上7500名军官都轮训了一遍。对外则向美英等国借款和购入武器，与正在“蚕食”华北的日本也达成了妥协，使其能够集中力量投入对红军的“围剿”。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困难。
密战交锋
在发动第五次“围剿”前，在无线电通讯方面，蒋介石针对以往各部多使用自编的保密性不强的密码问题，严令使用统一编制的“特别密本”。军委二局敏锐地捕捉到了敌人的这个变化，二局破译人员邹毕兆说：“自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蒋介石嫡系用的密码，很快就大为改进了，几乎完全不用明码电报本做底本，而是另行自编密码本，我们叫它特别本。”这种密码的主要特点是不以明码做底本，文字上、下、左、右没有固定关系，保密性显著增强。国民党军还换装了无线电设备，8月初，蒋介石命令“进剿各师预备用小无线电机，原重无线电机随即交退行营”。
同时，也开始对红军的无线电通讯进行侦译，企图从中获取情报。蒋介石早在1928年就成立了秘密破译机构“电务股”，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以至随后发生的福建事变中，从破译对手的密电中获取许多重要情报，为其在与各方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取胜助力颇大。但红军从破译国民党军密码中汲取经验，所使用的豪密的保密性远超敌军，蒋介石赖以取胜的密电破译手段失败了。8月24日，其电务股股长黄季弼报告称：“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
而历次反“围剿”战事中，红军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出色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是居于劣势而能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军委二局密切关注敌军在大战前的动向，8月28日，中革军委发出“密字第一号”密令，根据情报对各方向敌情作出准确判断，对北路、福建、广东、赣江等方面敌军的主要作战线、次要作战线、支作战线等都予以判定。
当时，由彭德怀指挥的以红3军团为主力的东方军在福建作战。8月初，军委二局破获被围困于连城的敌78师师长区寿年给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请求突围的密电和蔡廷锴发给区寿年的“可设法撤退”的复电。根据这些情报，东方军于敌撤退途中截击，歼敌约3个团，俘敌2000余人，恢复了连城、朋口、新泉一带大片苏区。
接下来，东方军又包围了敌56师师长刘和鼎驻守的延平（今南平）县城，刘和鼎惊惶不定，四处发电报救援。蒋介石发给刘和鼎的电令，也被红军截译：“希令各据守部队，充分储备粮弹，固守待援，一面令周志群旅及司徒非旅增加延（平）、顺（昌）协防，相机夹击，并令龙岩主力挺进连城，蹴匪之后，使其有后顾之忧，则闽北之急可解，且可收夹击之效。”
对应蒋介石的部署，8月31日朱德、周恩来发出给红5军团和东方军的命令，针对敌第4师、第21师推进邵武及第5师向黎川等地前进的部署，安排赣东北、闽北地方部队迟滞敌军南下，令红5军团准备迎击敌军。而东方军对延平只是佯攻，用意在于诱敌，从敌军的行动部署看，诱敌之计发挥了效果。
9月9日，东方军致电中革军委及红军总部请求电告准确敌情以便决定行动路线。此时，敌第19路军的2个旅从沙县增援延平，可能的行军路线有两条，红军准备迎击，但“大山连绵几百里，位置稍不适当，改变计划极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望时侦察电告”。二局准确报告了敌军行动方向。9月18日，红5师第13团以逸待劳，在西芹的芹山与敌第61师第366团激战，全歼了号称第19路军中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366团，创造了红军1个团在运动中歼敌1个团的新战绩。
◆第五次反“围剿”战前态势图。
同一时期，在江西活动的以红1军团为主力的中央军，在抚河流域寻机歼敌，却未能找到合适战机，以致未能发挥作用。而耳目不灵的敌军，对红军主力部队的动向捉摸不定，屡屡误判。9月20日，朱德、周恩来向苏区中央局报告敌情，从截获敌军旅长周志群发出的密电了解到：“5军团投诚兵供：1、5军团均入闽，朱德亦在泰。”这个错误信息却使找不到红军主力的敌人信以为真，当天蒋介石即发电报给刘和鼎，指出：“赤匪大部窜闽。”于是第二天我军即根据截获敌人密电作出敌情报告：“蒋判我军大部入闽。”
但随着“围剿”包围圈的形成，敌军逐渐摸清了与他们对阵的红军的情况。9月25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根据截获毛炳文发出的闽赣边有我有力部队的密电，指出敌人对红军主力在抚东的部署已渐明了，敌军因而作出部署调整，“昨日已停止92师东移，令其改驻八都，而另抽11师、90师由宜崇集中南城（原定80师后似欲抽9师现又改抽此两师）”。
此时，大战将临。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及时捕捉到准确的敌情，对于力量上处于弱势的红军极为重要，二局紧紧盯住蒋介石的专用电台，及时捕捉关于对中央苏区“围剿”的重要电报。9月25日，截获蒋介石电令，周恩来拟电：“蒋有日（即25日）电令蒋敌似正以全力达成北面全线封锁（由吉水到黎川），并以周纵队进占黎川构筑据点声援闽敌，观其军队区分，已进入大举进攻的部署（每纵队约3个师，可组成6个纵队进剿，而以清剿师分守北线各城及碉堡，主力则控制抚河流域）其进黎川许师将为其后侧开驻硝石资溪桥，而另以金溪部队及90师为其左右翼。”
◆硝石战斗后，当地河上仅剩的桥墩。
这个情报十分准确。就在当天，国民党北路军第3路军第8纵队周浑元部由南城出发，经硝石进攻黎川，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黎川位于闽赣边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对黎川的防御却极不重视，以致轻易落入敌手。《彭德怀自述》中说，“保卫黎川的是一个五六百人独立团，蒋介石以3个师进占黎川。失去黎川，这是必然的，不放弃就会被消灭”。
黎川失守，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首战。李德是9月8日从上海到达瑞金的。李德在上海时就了解到中央苏区出色的无线电侦察工作，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我大体上是相当了解的……几乎敌人的全部无线电通讯都被有组织地窃听和译了出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李德对无线电侦察的作用感受更深，“国民党司令部的很大一部分的消息和命令都是靠无线电窃听和破译的”，技侦人员“日夜值班，监听和破译国民党的无线电报”。可以说，凭借军委二局提供的详细准确的情况，李德是非常清楚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面临的危险处境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及以往红军的军事斗争经验，盲目坚持正规战原则指导红军作战。
战局逆转
首战既开，蒋介石方面则进一步落实了“围剿”部署。10月2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会议，研究制定第五次“围剿”计划，将赣、湘、鄂、粤各省“剿共”部队分成北、西、南三路军，以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而以北路军为“进剿”之主力，集中于南城、南丰、黎川间地区，逐步向赣南进攻。
为了收复黎川，“左”倾错误领导者无视战场情况的变化，急令在福建作战的东方军结束战事，夺取黎川、南城之间要点硝石。但当时敌军也有针对性加强了硝石的防御，在周边猬集重兵，红军进攻硝石是极其不利的。东方军克服重重困难从福建北上，翻山越岭，兼程疾进，10月6日与敌遭遇于飞鸢、洵口，经一日激战歼灭敌3个团（欠1个营）。
◆洵口遭遇战碉堡旧址。
就在洵口作战时，二局连续破译敌军频繁调动的密电。10月7日14时，截获敌第5军军长薛岳发给北路军第8纵队指挥官周浑元的电报：“相机以全力增援洵口，并令14、94两师向硝石推进，许师调1团至资溪桥”；随后又截获15时半周浑元发给其所部第24师许克祥的电令：“立即经百顺开黎川”，同时截获周浑元调吴奇伟纵队接黎城防的电报。10月8日，周浑元电许克祥，判断红军如攻硝石必有一部抄袭洪门，嘱硝石部队注意选定安全道路迁移；同日，又截获“薛敌庚午电周判断我将会攻硝石，已令全部机动侦我主力决战”的密电。
从二局探悉的敌情可知，东方军已处于敌军包围威胁之下，如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必遭重大损失。在连续攻击硝石5日未克的情况下，彭德怀急电中革军委，经力争东方军才获同意撤出战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评论此战：“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国民党军则继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逐步推进。薛岳率部进占资溪桥，在硝石至资溪桥不到20公里宽的地区逐步集中了7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企图完成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尔后吸引红军进攻，把红军歼灭于资溪桥、硝石地区。
“左”倾错误领导者却无视国民党军已在资溪桥地区集结重兵的实际情况，继续命令红军深入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消灭国民党军，并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是拒绝战斗。”二局在敌军集结运动过程中寻找有利于红军行动的时机，10月20日获知“薛（岳）、周（浑元）今日电已判断我主力方在牛田、飞鸢、石峡、胡坊”，朱德、周恩来据此建议如不使其完成资溪桥堡垒，必须有力打击，否则将暴露企图且使敌7个师更集结。
◆资溪桥
22日，红军开始向资溪桥发起攻击。但薛岳、周浑元却只是坚守阵地，很少出击。结果，红军连续进攻4日，未能牵动国民党军，也未能占领资溪桥，反使部队暴露于国民党军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不得已于26日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国民党军决战的计划，撤出战斗。
战事持续至11月中旬，为了恢复黎川，御敌于苏区之外，红军主力在国民党军堡垒之间，连续寻战近两个月，先后进行了多次战斗，不但未能恢复黎川、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的境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
此时，突然爆发的福建事变给第五次反“围剿”带来了意外的转机可能。此前，自8月起驻扎福建的曾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抗日有功的第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几次派代表到中央苏区，希望能够联共反蒋抗日。但在“左”倾路线的领导下，不要说与他们建立合作关系，甚至对于是否与19路军进行谈判，在党内即存在争议，后来还是经过激烈讨论后决定派出张云逸作为代表与19路军谈判，达成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初步稳定了与19路军的边界，使苏区来自福建方向的军事压力得以减轻。
为确保前方谈判代表与党中央的无线电通讯安全，二局受命编制一本新的密码，供代表使用。二局副局长钱壮飞精心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编出了一本便于携带、易于使用、保密性强的密码本。与代表进行密电联络的工作也未通过中央的机要部门，而是二局承担起来，由邹毕兆负责往来电报的译电工作。此后，由二局担负与各方的密电联络工作成为惯例，后来长征前与广东陈济棠、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等密电往还，都是由二局来负责的。
11月20日，19路军公开宣布反蒋，史称福建事变。蒋介石急忙从“围剿”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入闽镇压。二局密切监控敌军动向，对敌人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当时也有红军主力部队毗邻福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建议出兵援助19路军，可博古等人却认为19路军是“第三势力”，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拒绝出动主力支援，只用少量部队对敌军进行截击袭扰。最终，19路军在蒋介石的进攻下于1934年1月失败，蒋介石又组建了进攻苏区的东路军，原本平静的福建方向，也变成了蒋介石嫡系向中央苏区进攻的激烈战场。这次错失良机，让中央苏区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机会。
危局突围
就在福建事变期间，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其所属部队再次改称中央红军，前方二局与后方二局也重新合在一起，军委二局得到充实加强，电台数量达到7部，技术人员达到40余名。因为反“围剿”斗争的紧迫需要，二局需要克服重重困难，邹毕兆说：“蒋介石的密码换得很快，数量太多，确使我们有难处，弄得我们没有休息，头脑发胀”，“破译任务是繁重的，除了极少的必要的睡眠时间和行军走路时间，真是全心全意扑在破译上。但心情是愉快的，完全自觉的。因为战争需要情报，自然需要在破译时聚精会神、无暇他顾”。
本来蒋介石为防范无线电报泄密，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就通过堡垒推进逐步将有线通信网向前延伸，并规定以有线通信为主、无线通信为辅，使得二局能够侦收的敌军无线电报数量锐减。但蒋介石用兵一贯喜欢越级指挥，战事一开蒋介石的电令时不时就越过几级直达前线指挥官，其命令更是精细到攻击防守的诸方面细节，这样他的越级指挥的命令又不得不使用无线电。同时，因为战事紧急，敌军指挥体系中需要迅速传递的来往急电还不得不依赖无线电，所以对二局来说侦收敌军密电的质量却显著提高了，破译工作更有针对性，从而为红军作战供给了许多重要情报。
当时在红3军团政治部工作的黄克诚后来说：“我们可以从破译敌台的密码中获取敌军的情报，李德却利用这个好的条件，搞瞎指挥，今天命令部队去攻打这里，明天又命令部队去攻打那里，而自己又不集中兵力，结果，哪里也吃不掉，白白疲劳、消耗了部队。”第五次反“围剿”中，二局对敌军的行动是充分了解的，敌军师旅一级以上凡是配有无线电台并使用无线电联络的，其动向基本都能被掌握。李德和“左”倾路线领导者们，对二局的情报也是极为重视的，问题在于有了充分的情报，他们却不能正确的运用，其结果是打不了胜仗。
这一时期，通过无线电侦察获取敌军情报已成为红军最重要的侦察手段。1934年4月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代理参谋长的龚楚（后叛变）回忆，“收效最大而最迅速的便是电讯的侦察与破译。它的主要办法是：窃收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与各总司令部、军部、师部的来往无线电报，将这些电报设法译出，对国军的一切动态与计划了如指掌，故国军未行动前，其部署作战的计划，便被红军所获悉。”
◆长征胜利后，曹祥仁（前坐者）、邹毕兆（后站者）等军委二局工作人员在延安。
二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艰苦努力，却抵不住“左”倾错误路线指挥失当造成的重大损失。1934年4月，“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等情况，命令红1军团、红3军团等主力部队，从福建建宁地区迅速回师江西，共组织9个师的兵力，罔顾敌人兵力、火力优势，置具体敌情于不顾，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所谓“正规战争”，保卫苏区北部重镇广昌。结果，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被迫撤离而结束，红军主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彭德怀在战役刚结束时，当面批评李德的瞎指挥：“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他还气愤地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战场上的不利局面，使得红军中个别原本意志就不坚定者出现了叛变。7月中旬，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原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兼红16军军长孔荷宠，携带事先绘好的中央机关驻瑞金的标记地图投敌。蒋介石决定根据孔荷宠提供的地图，派大批飞机到瑞金轰炸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危急时刻，二局及时侦获了敌空军行动的密电，曾希圣连夜赶到总部报告，中央党、政、军机关紧急撤离原驻地，转移到瑞金以西15公里的云石山植坑地区伪装隐蔽。因而当敌机轰炸时，瑞金的大部分机关未受损失。
其时，敌我双方都在调整兵力重新排兵布阵，准备新一阶段的较量，随即形成了国民党军“六路进攻”和中央红军“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态势。8月26日，二局在长汀方向破获了新的敌情，得悉敌东路军第4纵队李延年部“定三十号集中朋口、壁州地域，准备向河田、汀州进攻”，红1军团当即作出部署，摒弃“短促突击”和“全线抵御”的消极防御战略，在福建连城县温坊出敌不意主动出击，以很小的代价重创敌军2个师，毙伤俘敌4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有效遏制和打击了敌人从北、东两线合击长汀、瑞金的图谋，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重大的一次胜利。
但温坊战斗的胜利并不能挽救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局面。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发动进攻，红军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进攻已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不得不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但是二局很快即提供了敌军行动的最新情报，李德回忆：“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1个月。”加之还有其他情报的支持，中央红军最终决定提前实行战略转移，走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从第五次反“围剿”前期战斗开始，到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军委二局在1年多的时间里，破译敌军密码352本，提供无数重要情报，如同中央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尽管受“左”倾路线影响，很多情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还是为处于困境中的红军坚持战斗提供了保障，最终成功确保了长征的顺利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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